萬丹第二位武舉人的後裔

劉捷─文化的筆耕者

文／李明進

　　劉捷廣安村人，清朝嘉慶君時代，萬丹地區第二個武舉人劉瑞麟的後裔，他生於西元1911年，那年夏秋，萬丹地區有颱風來襲，因風速極快，暴風圈又大，當時萬丹人都稱為辛亥年的「鐵風颱」。風災水災帶來萬丹鄉民無窮的災難，竹屋被吹垮，紅瓦厝被掀掉，人畜被洪水沖走，田園作物因洪水泛濫而流失，家家戶戶損失慘重！尤其隘寮溪河畔的村落水哮庄，一夕之間，村宅盡成澤國，這也是水哮庄史上第三次的「崩庄」。

　　劉捷自幼聰穎過人，小學教育入社皮公學校，因成績很好，學校把他從二年級跳升到四年級，畢業猶獲全班第二名。他回憶早期社皮地區，在日本統治之下，就有農民組合的活動，他的級任導師盧竹武的胞兄盧基碰，是村莊的一位漢學老師，因參加農民組合運動，油印宣傳品，違反出版法，被日警追逐中跳入河中身亡。劉捷在小學時受到農民運動的影響，在畢業典禮時上台講演，攻擊日本警察毆打村民，被當日來賓日人郡守禁止繼續講演而叫下來，可見他受到社皮地區農民運動思想的影響。

　　劉捷在屏東公學校高等科畢業，以十七歲之齡，到高雄擔任台灣新聞報高雄屏東地區的採訪記者，後來為了進修，坐船到日本半工半讀，也在日本完成中等教育，再到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研讀，因對新聞工作有興趣而轉入新聞科。但因當時日本經濟景氣不佳，就業不易，只好離開學校，到處找工作。

　　民國二十一年夏天，劉捷由日本返台，迅即加入台灣新聞報的記者工作，擔任屏東分社的採訪記者，後來遇到同為萬丹人的李瑞雲，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，也是萬丹大地主李仲義的兒子，為人忠厚仁慈，也是新民報董事，劉捷被他推荐為記者，分派台北擔任採訪工作，採訪的對象為法院警察局及民間新聞。在民國二十五年，把在報刊發表的文章，結集印刷成一本「台灣文化展望」，由此書的歷史資料，可了解當時台灣的祖先，如何在異族統治下奮鬥及台灣人民期待祖國的統一。

　　光復前劉捷曾二度赴日，一次是為了進修學習速記，一次是為了文化傳承的理想，想在日本發行「台灣情報」雜誌，再由日本傳入台灣，以提高台灣的文化水準。後因日本警察鎮壓台灣民族運動，劉捷因「拓荒」一書，受到冤獄與張文環、吳坤煌被捕，囚禁了99天才被釋放。

　　抗戰前劉捷轉往中國大陸求發展，曾在汪精衛政權的蘇北行政特別，行政公署長官郝鵬舉的警察教練所任教官，後升為徐州第二分局長，與當地紅槍會關係密切。紅槍會是山東、河北一帶的農村秘密結社。因這層關係徐州治安平靜不少，他的長官也認同他的所作所為，皆是為了良民，後來被推荐為淮海省政府署長郝鵬舉的隨身秘書，並作翻譯日文的工作。

　　抗戰勝利之後，劉捷返台，再度投入台灣的文化工作，任國聲報的台北分社主任，主要報導省議會的消息，二二八事件時，社長王天賞被捕，記者李言被槍殺，他適好請假回家，只好化裝成農夫躲在田裡。躲過了二二八的劫難，卻逃不掉另一次的禍害！

　　民國三十八年夏天，一天早晨一輛吉普車，下來兩個身帶手槍的年輕小夥子，把他從廣安村的家中帶走，他被矇住雙眼，押扣在不知何處的辦公室訊問他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？前後反覆訊問三、四十次，第二天才被台灣警備司令收容於台北市東本願寺的獄中，一年多的煉獄生活加上內湖新生營的受訓也是一年多才被釋回。

　　但劉捷的災難並未結束，從內湖新生營返回不到一個月，他又被捕拘留在萬丹派出所的拘留間，後被帶到高雄嚴刑拷問，後來發現還有社皮地區的一位盧姓、二位伍姓、二位林姓友人，及屏東市的林姓、郭姓、許姓朋友也被捕，原因是劉捷在內湖受訓時，上述人員曾向其家人借閱新民主主義等書，而被台灣警備總部誣構成匪嫌，結果劉捷亦被判刑二年多。前後被捕坐了五年多的牢獄，最後雖判無罪，但血淚斑斑，不實的冤獄，百姓的若痛，都是橫行霸道的特務所造成的。

　　經此打擊，劉捷開始與農牧界結緣，先後擔任台北市養雞協會總幹事，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總幹事，並擔任台灣養雞月刊主編，目前猶是「農牧旬刊」的發行人兼社長，農牧旬刊創立於民國53年 8月15日，至今三十多年了，從無缺刊，農牧養殖繁榮了台灣農村經濟，農牧旬刊對本省農牧資訊的提供，和農牧技術的介紹，貢獻很大。

　　劉捷以八十七歲的高齡，目前還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撰寫文章，他也曾在民國83年出版一本「我的懺悔錄」，把他個人在時空交錯下，日據時代、大陸和台灣的生活工作中，所遭遇的動態際遇，留下當時寶貴的歷史素材，提供欲了解當時社會層面的後人一個很寶貴的資料。